人人皆知包拯是“包青天”,但他的另一面卻讓人哭笑不得

包拯是中國歷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人物之一。他以清正廉潔,鐵面無私,斷案如神著稱,因此被世人贊譽為“包青天”。然而人無完人,即便是包拯這樣的人物也難免有一些不足之處。今天夜讀史書就來和大家聊聊包拯身上那些不為人所知的另一面。

包拯是宋仁宗時期的名臣。他于天圣五年(1027年)考中了進士,這一年的金榜被稱為“宰執榜”,從狀元王堯臣、榜眼韓琦,到趙概、文彥博、吳育等人都在盛年之時榮登東西兩府,成為朝廷的頂級大臣。相比之下,包拯的仕途就要慘淡許多了。包拯是個大孝子,為了方便照顧父母,他辭去了建昌知縣之職,到家鄉合肥附近擔任沒什么前途的監稅官。后來又干脆辭去所有公職,回家贍養父母。

數年后,包拯雙親相繼去世。在為父母守喪期滿后,他才重新回到京師聽選,并被任命為天長知縣。此時,與他同年的進士都已經成為朝廷的骨干,而包拯還要從基層開始從頭再來。

不過,包拯雖然起步晚,但升遷速度卻很快。短短幾年時間內,包拯就從知縣到知州,然后又被調回京師任殿中丞,再到御史臺任監察御史里行。包拯之所以能一路飛升到不是因為他在基層工作干得有多出色,而是他符合了當時選拔優秀人才的最重要條件:孝。

宋朝奉行以儒家文化治國,而儒家文化的核心又在于一個“孝”字。當時的人認為只有孝順父母的人,才會真心實意地忠于國家、忠于君王,因此才有了“百善孝為先”的說法。包拯為了照顧父母可以舍棄功名利祿,這樣優秀的干部怎么能不提拔呢?

包拯為人正直清廉,這種性格在御史臺工作非常合適,因為御史臺的本職就是糾察、彈劾、整肅綱紀。于是,剛上任的包拯立即就發揮所長,開始彈劾“庸官”。

包拯進入御史臺是在慶歷三年(1043年)十一月。這年朝廷發生了一件大事,那就是皇帝宋仁宗支持范仲淹、富弼等人提出的“慶歷新政”改革。包拯是正人君子,范仲淹、富弼也是正人君子,那么包拯會與諸君子一起為新政事業打拼嗎?答案是不僅不支持,而且他還是新政的強烈反對者。

原來,包拯之所以能被調往御史臺任職,主要是得到了御史中丞王拱辰的支持。王拱辰與范仲淹等人因政見不和產生矛盾,包拯作為御史臺干將,自然要與自己的領導形成統一戰線,共同抨擊新政。

在與新政派經過幾輪較量熱身后,包拯的彈劾工作卓有成效。于是他又設立了一個更大的目標:彈劾張貴妃(溫成皇后)的伯父張堯佐。

張堯佐是進士出身,但個人能力平平,所以早年為官并沒什么起色。后來張貴妃得寵,他身為外戚一路扶搖直上,很快就進入朝廷中樞擔任要職。包拯等人看到如此碌碌無為的一個人竟然身居如此高位,心中的怒火無法遏制,于是一群言官開始整日纏著宋仁宗“炮轟”張堯佐的各種不是。經過一番長期較量,宋仁宗招架不住包拯等言官的死纏爛打,最終不得不罷去了張堯佐的宣徽南院使、景靈宮使這兩項職務。

從勝利走向勝利的大宋言官們并沒有被眼前的成功沖昏頭腦,他們明白只有將彈劾工作進行到底,才能充分體現出言官價值。于是包拯等言官又將目標瞄準了宰相文彥博。不過,在彈劾文彥博的過程中,包拯只充當了配角,主角是一個比包拯更執拗的言官唐介。文彥博為官政績出色,也沒有貪贓枉法的劣跡,然而宋朝的官員只要遭到言官集體“炮轟”往往不死也得脫層皮。結果文彥博就因遭言官彈劾被降職。

在許多中國人的觀念中,包拯代表著鐵面無私,為民請命的“包青天”形象。可真實歷史上的包拯雖然也是一位剛正不阿的正派人物,但他身上也存在著不懂變通,過于偏激等缺點。身為御史臺諫官,包拯及其同僚充分發揮了直言進諫的所長,但無論是張堯佐還是文彥博,其實被彈劾的理由都僅是一些小污點,卻被言官們拿來大做文章。至于反對“慶歷新政”,那就更是黨同伐異,和事情本身正義與否無關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在包拯等人天天纏著宋仁宗彈劾張堯佐、文彥博的同時。宋朝發生了黃河決口改道的超級災害(黃河改道在歷史上一共只發生過8次)。然而這些天天打著正義旗號的言官大人們卻對危及國家興衰、百姓存亡的災禍視而不見,反將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打擊對手方面上,實在是“只見樹木,不見森林”。這就難怪與包拯同朝為臣的“吐槽大王”歐陽修評價他是“學問不深,思慮不熟,而處之乖當,其人亦可惜也!”

參考文獻:《宋史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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