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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天祥究竟是怎樣一個人?

    面對兵臨城下的蒙古人,南宋德祐元年(1275年),臨安城里亂成一團,以兩位宰相陳宜中和留夢炎為首,帝國的大小官員們紛紛棄職逃命做鳥獸散。

    自從靖康之變(1127年)以來,南奔建立的南宋始終處于北方游牧民族持續不斷的沖擊和高壓之下,如今,女真人雖然亡國,但不斷南下的蒙古人卻更加精銳致命,面對臨安城下的蒙古兵,已經66歲的太皇太后謝道清發現,她和年僅4歲的宋恭帝趙?(xiǎn),已經孤獨無依。

    于是,謝道清下令,在臨安城中張貼痛斥公開逃竄的各級官員:

    “我朝三百多年,對士大夫以禮相待。現在我與新君遭蒙多難,你們這些大小臣子,不見一人出來救國。我們有什么對不起大家?你們內臣叛官離去,地方守令舍印棄城……平日讀圣賢書,所許謂何?乃于此時,作此舉措,生何面目對人,死何以見先帝?”

    但蒙古人對此有另外一種解釋,就在此前逃竄前,南宋宰相陳宜中派出使者柳岳前往蒙古大營談判,以無比卑下的姿態搖尾乞憐說:

    “希望貴國能夠憐憫我們班師回朝,我們肯定會每年進貢,修好于大元。”

    蒙古軍的統帥伯顏倒是回答得干凈利落:

    “如果想讓我軍停止前進,你們是想效仿當初吳越國國君錢俶,向我們納土稱臣?還是效仿南唐的李后主出降?當初宋人得天下于小兒之手,今天又失之于小兒之手,這是天意,不必多說了。”

    想當初,宋太祖趙匡胤通過陳橋兵變,從當時年僅7歲的后周皇帝柴宗訓處奪得帝位建立宋朝,如今大宋似乎也將亡國于年僅4歲的宋恭帝趙?。

    冥冥之中,歷史確實蘊含著某種詭異的宿命。 

    ▲《臨安年市圖》(局部)

    1

    宋朝天下得之于小兒,又即將失之于小兒,這種看似宿命的背后,透露著宋代崇文抑武政策的嚴重后患。

    早從宋太祖趙匡胤開始,為了解除自從唐朝中期開始的武人干政亂政局面,宋太祖就開始公開推崇文官集團,并聲稱:“宰相當用讀書人。”

    宋太宗通過斧聲燭影詭異奪位以后,為了鞏固帝位,更加大力發展科舉制提拔讀書人出身的文官,以致當時“滿朝朱紫貴,盡是讀書人”,文官集團的急劇崛起,和宋代皇帝的內斂讓權,也使得宋代的知識分子自信與自尊空前高漲,曾經官拜參知政事(副宰相)的張方平就曾經對宋神宗說:

    “天下不能由陛下一人獨治,天下只能由陛下和臣等共治。”

    在宋代,與君王“共治天下”是知識分子群體的自我期許,宋神宗時,王安石力推的變法受到利益集團強力阻撓,宋神宗為王安石辯護,說新政是為了天下百姓的利益,而不是為了士大夫的利益,沒想到宰相文彥博卻反駁說:

    “陛下你是與士大夫共治天下,而不是與老百姓一起共治天下。”

    既然文官集團要與皇權共治天下,那么危急時刻,文官集團的擔當又在哪里?

    就在南宋帝國生死存亡關頭,一位狀元出身的官員挺身而出。

    他,就是在南宋寶祐四年(1256年),以20歲之身榮膺狀元的文天祥(1236-1283年),眼下,這名39歲的昔日狀元,正擔任贛州知州。

    自打1234年蒙古人滅亡金國,然后持續不斷南侵以來,歷經四十多年抵抗,南宋的耐心和國力已經日漸殆盡,當時,很多人開始觀望形勢首鼠兩端,以致當蒙古人逼近臨安城,南宋皇室向天下發出勤王詔書時,響應者竟然寥寥無幾。

    在這種情況下,文天祥散盡家財,招募士卒前往臨安拱衛京城,這位“體貌豐偉,美皙如玉”的美男子狀元,捧著勤王詔書痛哭流涕,他對門客說:

    “以別人的快樂為快樂的人,也憂慮別人憂慮的事情,以別人的衣食為衣食來源的人,應為別人的事而至死不辭。”

    想當初他20歲就高中狀元,卻因為性格忠直得罪權臣賈似道,以致被貶出朝外,盡管在地方“性豪華,平生自奉甚厚,聲伎滿前”,但一到帝國危難時刻,他卻不畏艱難“盡以家資為軍費”。

    面對虎狼之師的蒙古兵,有友人勸告他說,如今元兵三路直逼臨安,而你卻帶著一萬多人的烏合之眾去以卵擊石,這跟趕著一群羊入虎口有什么區別?

    這位狀元出身的地方官員,回答說,我又何嘗不知,但國家危難,眼下征召天下勤王,卻“無一人一騎入關者,吾深恨于此,故不自量力,而以身徇之”。

    他散盡家財募兵,日夜憂愁奔赴臨安,在江蘇虞橋,他臨時組織的毫無作戰經驗的勤王義軍,被兇悍且久經戰陣的元兵屠戮殆盡,他不得不率領殘兵退保余杭。

    然而在臨安城外,起初文天祥卻被拒絕入城,在宰相陳宜中等人看來,文天祥的勤王之舉是“猖狂”和“兒戲”,因為在更多的文官看來,文天祥越忠誠,就越襯托其他文官武將的明哲保身和委曲求全,所以一直到當年十一月,一直到蒙古兵已將臨安城團團包圍之時,文天祥才被允許召入臨安城中。

    帝國已無人可用,無奈之下,德祐二年(1276),文天祥被風雨飄搖的南宋朝廷,任命為臨安知府,協助拱衛京師。

    當時,元朝大軍已經逼近臨安城外的皋亭山。在敵兵的震懾之下,比文天祥早12年(1244年)考中狀元的左丞相留夢炎開溜了。然后,右丞相陳宜中也腳底抹油了。

    臨安城內的鳳凰山皇城中,此時幾乎無人來朝,只有憨直的狀元知府文天祥,和少數一些官員,還畢恭畢敬伺立在老邁的太皇太后謝道清,以及5歲的宋恭帝趙?左右。無人可用的太皇太后謝道清,只得頒發懿旨,任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,全權負責與城外元軍主帥伯顏的談判事宜。

    當王朝即將覆滅,南宋皇族們放眼望去,才發現那些他們曾經寄予厚望的權貴高官紛紛倉惶逃命。而那幾個他們壓根不當回事的低級官員,卻始終堅守崗位,甚至不惜遠道千里勤王。

    那些當初共富貴的人,都逃跑了。剩下那些他們看不入眼的人,卻選擇了與他們同生死,共患難。

    宋朝養士三百年,這是最后的考驗時刻。 

    ▲文天祥(1236-1283年)

    2

    在宋代以前,中華帝國通過薦舉制、九品中正制等方式選拔人才,盡管唐代開始有了科舉,但是由于人才選拔規模太小,加上多為貴族壟斷,所以唐代并未能通過科舉制,來培育起廣大的知識分子群體,因此從根本上說,宋代以前的朝代興衰,更多是貴族間的斗爭,而與知識分子群體無關。

    但到了宋代,隨著科舉制的急劇擴大,平民階層開始有了更直接的渠道參與朝政,在北宋末期,參與每年各級科舉應試的學子已經達到了10萬多人,而到了南宋時期的12世紀后期,盡管丟失了三分之一的國土面積,但參與南宋每年各級科舉應試的學子,更加擴大到了40多萬。

    通過這種“朝為田舍翁,暮登天子堂”的科舉制,廣大知識分子開始有了直接的通道可以實現階層流動和上升,也因此,知識分子群體對于國家興亡的責任擔當意識開始強烈膨脹,以致北宋時期,知識分子群體敢于在宋神宗面前,公開闡述皇權必須與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。

    在后世強調皇權獨裁的明清時代,宋人和宋代知識分子群體的集體自信,是不可想象的。

    陸游(1125-1210年)曾經回憶說,南宋初年的紹興年間,那時他還是孩童,“某(即陸游)甫成童,親見當時士大夫,相與言及國事,或裂眥嚼齒,或流涕痛哭,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,雖丑裔方張,視之蔑如微不足道也。”

    陸游的父親陸宰曾經擔任淮南路計度轉運副使等官職,盡管只是一位中下級官僚,但父親陸宰與士大夫同僚們對時事和國家的強烈責任意識,提及抗金大業時“或裂眥嚼齒,或流涕痛哭”的強烈情感,深深影響了陸游等后輩知識分子,可以說,盡管“天下興亡、匹夫有責”的概念要到明末清初才被提出,但宋代的知識分子已經開始踐行這種理念。

    而在文天祥看來,他20歲就高中狀元,39歲時以贛州知州的身份起兵勤王,如今危難之際臨時被任命為宰相,他對于家國天下,更是承擔著發自肺腑的崇高責任。

    當時,文天祥等人主張依托臨安城中的幾萬殘兵和數十萬百姓支持,與元兵進行攻守決戰,然而66歲的謝太后和4歲的宋恭帝趙?束手無策,他們和更多的文官仍然遲遲夢想著蒙古人能和此前的契丹人、女真人一樣,在得到更多的“歲幣”和納貢后可以退兵回朝。

    婦人小兒無力挽救趙宋天下,無奈下,文天祥只得代替宋廷,再次出城談判,面對氣焰囂張的元軍統帥伯顏,文天祥毫不懦弱退縮,堅持與伯顏抗爭辯論,伯顏怒了,因為在他看來,一位即將亡國的南宋宰相,竟然敢如此當面頂撞他,于是伯顏下令,將文天祥拘押鎖拷起來。

    文天祥公開怒斥伯顏并被拘押的這一天,是德祐二年(1276)農歷正月二十四日。10天后,當年二月初五日,南宋朝廷在臨安向元軍投降。

    與149年前經歷靖康之恥(1127年)滅亡的北宋一樣,南宋,也已接近窮途末路。

    但危難之際,謝太后仍然命令陸秀夫等人,在南宋朝廷于臨安投降元朝之前,秘密護送著趙宋皇族最后的血脈——7歲的趙昰和5歲的趙昺,出走福州。

    臨安之降后3個月,1276年5月,陸秀夫和趕來護駕的張世杰一起,在福州擁立趙昰登基,是為宋端宗。

    此后,被元軍押解北上的文天祥,也在途中逃脫南下,歷經九死一生輾轉來到福州,并被任命為右丞相知樞密院事。

    當時,南宋帝國已經瀕臨末日,但帝國的各個角落,仍然有忠臣義士在頑強抵抗元兵,在揚州,盡管得知首都臨安已經淪陷,但駐守江北揚州的李庭芝姜才等人卻始終堅持不降,在率兵轉戰泰州兵敗被俘以后,李庭芝最終殉國,姜才臨死前,仍然對元兵破口大罵,誓死不降。

    在重慶,張玨等人則一直孤軍奮戰,一直到臨安淪陷兩年后的1278年,從釣魚城率兵轉戰重慶城的張玨才最終兵敗被俘,不愿投降元朝的張玨,最終用弓弦上吊自盡以身殉國。

    在李庭芝、姜才等人轉戰東部江淮,張玨等人孤軍奮斗西部重慶的同時,從元兵手中逃脫的文天祥也再次出發,從1276年七月到1278年十一月,他先后組織義兵,一度收復了被元兵占領的江西贛州、吉州等地。

    然而在江西永豐,他再次遭遇敗績,妻妾子女都被元兵俘虜。而在進軍廣東潮州過程中,他的軍隊又開始流行瘟疫,并奪走了他剩下的唯一的兒子。

    文天祥已然一無所有,可他仍然在堅持戰斗。

    他率領著最后的殘兵一路轉戰,在退到廣東海豐時,被元朝將領張弘范部隊突然襲擊。猝不及防的文天祥最終被捕,倉促之中,他吞下腦子(龍腦)試圖自殺,沒想到自殺失敗。

    這是他第一次自殺。

    元將張弘范要他跪拜,他堅持不拜。張弘范又要求他寫信勸降陸秀夫和張世杰等人,文天祥卻說:

    “我無法保衛自己的父母,又怎么可能教別人背叛自己的父母?”

    他寧死不降,在被元軍押解前往追擊宋軍時,他寫下了千古聞名的《過零丁洋》:

    辛苦遭逢起一經,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
    山河破碎風飄絮,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
    惶恐灘頭說惶恐,零丁洋里嘆零丁。

    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。

    他已然抱定必死的決心。 

    ▲文天祥起兵勤王,最終失敗被捕

    3

    在文天祥的時代,隨著知識分子家國意識的崛起,加上程朱理學的影響,南宋末期的知識分子心中,“家、國、天下”已經渾然一體密不可分。

    早在北宋時,理學家張載(1020-1077年)就提出了“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圣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”的理念,并在此后切實影響到了無數的知識分子為之奮斗終生,在宋代儒士們卡看來,“家-國”是密不可分的,所以宋代以前的知識分子,一是沒有形成像宋明清如此龐大的群體,二是沒有形成如此強烈的責任擔當意識,而宋代“三百年養士”的結果和終篇,就是文天祥和陸秀夫的末世悲歌。

    因為這已經不僅僅是家國興亡,而是天下興衰、匹夫有責了。

    南宋寶祐四年(1256年),20歲的文天祥榮膺當年科舉狀元,當時,21歲的陸秀夫也高中進士,作為同榜和同年,這兩位南宋帝國末日的知識分子,也在窮途末日中堅持不懈地戰斗著。

    文天祥在廣東海豐被捕的當年,1278年,年僅9歲的宋端宗趙昰在流亡途中病逝。隨后,陸秀夫又與張世杰一起,共同擁立當時年僅7歲的趙昺為帝,繼續抗戰。

    在從福州退守廣東后,在廣東崖山,1279年二月,陸秀夫和張世杰率領著殘余的十多萬南宋軍民,與元兵展開了最后的戰斗。

    宋軍最終慘敗。

    面對重重包圍的元兵,不愿屈服投降的陸秀夫,毅然背著8歲的宋帝昺投海自盡。

    在得知陸秀夫和宋帝昺跳海自盡的消息后,張世杰仰天長嘯,淚流滿面地說:

    “我為趙氏盡心盡力,一君亡,又立一君,如今又亡矣,不知天意為何?”

    在颶風中,張世杰也跳入滾滾波濤之中,追隨那個他為之奉獻所有的王朝而去。

    在整個崖山之戰中,史書記載,南宋最后殘存的十多萬軍民,或在戰斗中壯烈犧牲,或不甘受辱投海自盡,浮尸出于海十余萬人。盡管首都臨安已經于1276年淪陷, 但這些殘存的忠臣義士,仍然堅持奮戰到了三年后的1279年。

    至此,南宋徹底毀滅于崖山的怒海波濤之中。

    崖山之戰后,元軍統帥張弘范非常得意,下令在崖山北面的石壁上,刻下了“鎮國大將軍張弘范滅宋于此”十二個字,元朝滅亡以后,當地人將張弘范的字全部鏟掉,改刻上了“宋丞相陸秀夫死于此”九個大字。

    當時,文天祥在被關押的海船上,親眼目睹了這場南宋的亡國之戰,后來,他寫下了《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》

    長平一坑四十萬,秦人歡欣趙人怨。

    ……

    身為大臣義當死,城下師盟愧牛耳。

    ……

    惟有孤臣雨淚垂,冥冥不敢向人啼。

    六龍杳靄知何處,大海茫茫隔煙霧。

    我欲借劍斬佞臣,黃金橫帶為何人。

    南宋已滅,元軍統帥于是讓人再次押來文天祥,引誘他說:

    “你的國家已經滅亡了,丞相您對宋朝的忠孝已經傾盡全力了。如果你能用對待宋朝的忠心,來對待當今的圣上(忽必烈),那么一定還可以當上宰相!”

    對此,文天祥淚流滿面說:

    “國亡不能救,為人臣者死有余罪,又怎么能夠背叛國家,不與之同生共死呢?”

    一席話,說得張弘范也動了惻隱之心,他命人護送文天祥北上大都(北京)覲見忽必烈。

    文天祥再次自殺求死。在路途中,他絕食八日,沒想到仍然不死。于是他放棄絕食,決定與蒙古人周旋到底,最終以求一死,為大宋殉葬。

    在《言志》詩中他寫道:

    殺身慷慨猶易免,取義從容未輕許。

    ……

    以身殉道不茍生,道在光明照千古。 

    ▲1279年,陸秀夫背著8歲的宋帝昺投海自盡。

    4

    在元大都的監獄里,忽必烈讓當時已經9歲的宋恭帝趙?出面勸降文天祥。

    當看到宋恭帝一身蒙古人裝扮出現在牢獄中時,文天祥立馬跪在宋恭帝前淚流滿面。他說:

    “臣不能保大宋,致使陛下今日,深愧。圣駕請回,圣駕請回!”

    當時宋恭帝已經懂事,也在文天祥面前失聲痛哭。

    在牢獄中,蒙古人又將文天祥的妻子歐陽氏,和兩個女兒柳娘、環娘罰沒為奴,并讓他的女兒柳娘寫信給他,并提示他說,只要他愿意投降,他的家人馬上可以恢復自由身,他本人也可享受榮華富貴。但文天祥執意不肯,在回復自己妹妹的信中,文天祥寫道:

    “收柳女信,痛割腸胃。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?但今日事到這里,于義當死,乃是命也。奈何?奈何!……可令柳女、環女做好人,爹爹管不得。淚下哽咽哽咽。”

    為了逼迫文天祥投降,懾服亡宋子民,元朝宰相孛羅親自提審文天祥。文天祥堅持不肯下跪,強硬地說:

    “天下事有興有衰。國亡受戮,歷代皆有。我為宋盡忠,只愿早死!”

    當時已經投降元朝的王積翁等人上書忽必烈,請示說,文天祥堅持不降,或者就將他釋放做道士好了。但同樣為宋朝狀元宰相出身的留夢炎卻強烈反對,留夢炎說:

    “文天祥如果被釋放,復出號召江南,那我們這些投降的人,將置于何地?”

    對于生死,文天祥早已超脫看透,在元大都的監獄中,元朝至元十八年(1281年)夏,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《正氣歌》:

    天地有正氣,雜然賦流形。

    ……

    時窮節乃見,一一垂丹青。

    在齊太史簡,在晉董狐筆。

    在秦張良椎,在漢蘇武節。

    為嚴將軍頭,為嵇侍中血。

    為張睢陽齒,為顏常山舌。

    或為遼東帽,清操厲冰雪。

    或為出師表,鬼神泣壯烈。

    或為渡江楫,慷慨吞胡羯。

    或為擊賊笏,逆豎頭破裂。

    是氣所磅礴,凜烈萬古存。

    從1278年被俘,到1279年目睹崖山之戰南宋的毀滅,中間兩次自殺,始終堅持不屈的文天祥,最終在被關押四年后的1283年,迎來了忽必烈的再次提審。

    至元十九年(1283年)十二月初八(1月8日),忽必烈親自召見文天祥,進行最后一次勸降,文天祥卻說:

    我文天祥作為大宋的狀元宰相,宋亡,只能死,不能活。

    忽必烈仍然重視這位南宋的狀元宰相,便問他說:“你有什么愿望?”

    文天祥顯得非常淡然,只是說:

    “我文天祥受大宋的恩惠,官為宰相,安能投降二主!愿賜之一死足矣!”

    次日,他被引出就刑。

    臨刑前,他特地要求,向著南方故國大宋的方向鄭重跪拜。

    然后,他要來紙筆,寫下了最后的絕命詩:

    昔年單舸走維揚,萬死逃生輔宋皇。

    天地不容興社稷,邦家無主失忠良。

    ……

    天荒地老英雄喪,國破家亡事業休。

    惟有一腔忠烈氣,碧空常共暮云愁。

    寫完最后的詩,臨死前,他對著圍觀的上萬市民高聲吶喊說:

    “吾事畢矣!”

    然后,他從容就義。

    文天祥被殺的那一天,是1283年1月9日,距今整整737年。

    他死后幾天,妻子歐陽氏為他收尸,在他的衣帶中發現了他的遺言:

    孔曰成仁,孟曰取義,惟其義盡,所以仁至。

    讀圣賢書,所學何事,而今而后,庶幾無愧。

    在辦完文天祥的喪事后,妻子歐陽氏也選擇了跟隨文天祥,自盡殉亡。

    至此,南宋帝國在1279年滅亡整整四年后,這個帝國的最后一位忠臣義士,最終選擇了一條殉國之路。

    至此,宋史才算合上了無盡嘆息的最后一頁。 

    ▲文天祥從容就義。

    5

    文天祥死后,元人針對謝太后1276年在臨安城怒斥文官貪生怕死一事寫道:

    “觀其從容伏質,就死如歸,是其所欲有者甚于生者,可不謂'仁’哉!宋三百余年,取士之科,莫盛于進士,進士莫盛于倫魁。自天祥死,世之好為高論者,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,豈其然乎!”

    因為文天祥的榜樣,還有無數陸秀夫的忠烈殉國,元人對于宋人“養士三百年”,最終蓋棺定論、予以了中肯的評價。

    而在宋代理學的影響之下,文天祥的人文形象也被不斷塑造,在此后越來越重視綱常人臣之義的中華帝國還有文人士大夫們看來,文天祥作為知識分子的代表,足以為萬世“忠君愛國”的典范,殊不知,他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自省,和對天下興亡的憂患責任,內涵遠遠不止于此。

    到了明亡清興的鼎革之際,以文天祥為榜樣的文人士大夫層出不窮,文天祥這種強烈的精神榜樣和人格力量,使得在明末清初不懈奮斗的文人士大夫們振奮不已,例如江西金溪人傅鼎銓就在明朝滅亡后,跟隨同鄉揭重熙募兵抗清,傅鼎銓兵敗被捕后,被清廷要求作書招降揭重熙,傅鼎銓就引用了文天祥在《過零丁洋》所寫的“人生自古誰無死,留取丹心照汗青”進行拒絕。

    在獄中,傅鼎銓還寫下了《正命銘》:

    “經嚴猾夏,義大復仇。

    民安弗獲,主辱何求。

    生不負學,死不降志;

    取義存仁,庶畢吾事。”

    這生命中最后的自白,與前輩文天祥的遺囑“衣帶贊”內涵相同、追求一致。

    “取義成仁”,自文天祥以后,一直在激勵著無數仁人志士。

    同樣在明末清初,作為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曾孫,同樣狀元出身的文震孟就以忠義著稱,文震孟在世時直言上疏對抗閹黨,被視為如文天祥轉世。文震孟死后,文震孟的兒子文乘又在明亡清興之際起兵抗清,作為文徵明的玄孫和狀元文震孟的兒子,文乘在臨死前面不改色,他先是朝著北方明朝首都北京的方向跪拜,然后又朝著南方蘇州家鄉的方向跪拜,臨死前他留下遺書:

    閥閱名家舊姓文,一身報國九原聞;

    忠魂今夜歸何處,明月灘頭臥白云。

    當時,在文天祥的老家江西廬陵,當時人供奉有文天祥的紀念祠文信國公祠,臨死前,文乘大聲吶喊說:

    我的靈魂將皈依于你啊,文信國公祠,公(文天祥)其許我!

    而曾經與鄭成功一起反攻江浙一帶的張煌言,在兵敗被捕后,在監獄中,也是一遍遍抄寫文天祥的《正氣歌》,在杭州西湖邊鳳凰山就義前,行刑官問他還有什么遺言,他大聲吶喊說:

    我年適五九(指45歲),復逢九月七。

    大廈已不支,成仁萬事畢。

    一個張煌言死了,又一個“文天祥”活了。

    對于文天祥以后的知識分子來說,文天祥強烈的精神榜樣,一直都是儒家“取義成仁”的典范,這在某種意義上,已經遠遠超越了“忠君愛國”的范疇,而是一種超脫于生命之上,對“天下興亡、匹夫有責”的強烈自我期許和責任擔當,同時進化成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塑造力量。

    對此,盡管自己是取代明朝的滿清皇裔,但乾隆皇帝仍然公正地評價說:

    “若文天祥,忠誠之心不徒出于一時之激,久而彌勵,浩然之氣,與日月爭光。該志士仁人欲伸大義于天下者,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。”

    好一個“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”,對此,近現代歷史學家蔡東藩評價說,文天祥與陸秀夫、張世杰等“宋末三杰”,“奔波海陸,百折不回,尤為可歌可泣,可悲可慕。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,城守不能而爭之海島,明知無益事,翻作有情癡。

    此后,在外敵入侵,中國再次遭遇國難的歷史背景里,在中華民族從傳統的“天下-華夷”觀到“世界-民族”的涅槃重生中,蔣介石評價文天祥說:

    “尤其是文天祥忠君愛國的精誠和崇高偉大的人格,更不只江西一省之光榮,實堪代表整個中華民族之精神與人格,并為整個民族萬古不變的光榮。”

    作為一個民族永恒的榜樣,他遠遠跨越了時空,滲透進各個人群和階層,成為這個國家和民族不斷浴火重生的精神力量和至高榜樣,從這個意義來說,他早已超越了知識分子的局限,而是轉化成為民族魂的象征。

    一個大寫的宋人,他始終無愧于天。

    無愧于地。 

    參考文獻:

    (元)脫脫等:《宋史》,中華書局,1985年

    張綏:《中國人的通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9年

    王水法主編:《南宋王朝:八百年前云和月》,浙江攝影出版社,2010年

    游彪:《宋史十五講》,鳳凰出版社2011年版

    (加拿大)卜正民等《宋的轉型:儒家統治的時代》,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版

    余蔚:《宋史》,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

    曹正茂:《從理學視野看文天祥的人格和文格》,《百科知識》2020年5月刊

    安鵬:《“天下-華夷”到“世界-民族”:文天祥“民族英雄”形象的誕生及其意義》,蘭州大學2018年碩士論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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